2021年中国（曲阜）国际孔子文化节、第七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举办。本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以“文明对话与全球合作”主题，邀请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、学者共同挖掘古老文明的深邃智慧，共同探讨多元文明的相融途径，呈现了一场人文荟萃的文明盛景、一场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宴。

　　为了更好地展现本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创新理论成果，蓝冠家政流程《理响中国》特别推出《理响笔记——第七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》专栏。今天，《理响笔记》邀请到的是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白彤东，他分享的题目是《新冠疫情下对西方体制的儒家政治哲学反思》。


　　白彤东

　　复旦大学哲学学院

　　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，为哲学思考的思想实验提供了大量的资源。本文的反思，会 以广义的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为背景。之所以如此，有很多原因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以日 裔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的著作为代表（Fukuyama 1992），蓝冠平台与蓝冠平台主流观点认为，自由民主体制 是所谓的历史终结，即人类对理想体制找寻的终点（尽管这一信念，在近年来越来越被怀 疑）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下面反思的两个重要问题，隐私问题和国家强制问题，在西方自由 民主体制下才变得非常突出。后面三个问题，我也是从批判的眼光，来考察这一体制，揭示这个框架的局限。因此，我会以此种体制为背景，看看新冠疫情所带来的挑战。无论是内部探讨还是外部挑战，我所依据的一个重要资源，是儒家思想。我希望，这里的反思， 对相关的人类政治的根本问题，对理想制度的探求，都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。

　　隐私与公益?

　　控制新冠疫情扩散的很重要的一个办法，是所谓的接触追踪（contact tracing），即用人工或电子手段，追查已感染的病人的接触者。电子手段，包括手机定位、视频监控， 等等。但在西方民主社会，尤其是在美国，这些手段经常被怀疑侵犯了个人隐私，并常被 比作小说《1984》里面监督与控制人民的一言一行的大哥（Big Brother）的角色。但是， 在经验的层面上说，电子手段追踪感染者，很难说与自由民主制度冲突。韩国、以色列都利用手机进行接触跟踪，英国也有大范围的视频监控。

　　在对隐私的侵犯上，可以被很多人都接受的担心，来自于对个体尊重的缺乏，对个人资料保护不够，甚至是对这些资料的滥用。现在中国很多事务办理，都要求提供手机号码、 身份证信息。但是如何保护这些信息，并不明确。很多人可能都有接到广告推销电话、航 班更改的诈骗电话等经历，而其原因，应该都是个人信息（身份证、电话号码）没有被保护好、甚至被恶意售卖的结果。

　　对待这些问题，我们可以通过明确的个人信息保护与使用的法律，形成尊重隐私的公 序良俗来解决。但是，在西方，有些人似乎把关心的重点转移到对隐私本身的保护，即拒 绝任何公权力、企业获得个人资料的行为，而不是关注在它们获得这些资料之后的使用的 管理。在控制新冠疫情上，有些人，根本不讨论在追踪中对个人隐私的适当保护，而是彻 底反对接触追踪。他们经常用一种无限上纲的论点（slippery slope arguments），在没 有任何现实证据或现实意义上的可能的情况下，想象极端情况下的伤害来否定个人信息的 收集与使用。他们实际上采取了一种隐私神圣不可侵犯的态度，而不是在隐私被侵害的可能性与损失，与可能对公益的危害之间进行权衡。

　　这种对隐私极度迷恋的理论根源，在于西方近现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极端的公私对立观 念与对公的防范。公私对立的思想，在中国与西方都有更久远的资源。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， 至少在表面上看，就是为了城邦（公）的利益，消灭所有私利，甚至家庭。其背后的一个根 本假设，就是私利对公益的危害。战国思想家韩非子，也是强调公私相背的观点。但柏拉图 的《理想国》与韩非子所关心的是私利对公益的危害。但是，在西方的近现代，以英国思想 家密尔（John Stuart Mill）的《论自由》为代表（Mill 1985），虽然延续了公私对立的观念， 但是他把关注的重心转移到防止公权力和大众对个体的侵犯。不管他是出于什么个人原因关 注这个问题，但是他的这种思想，确实深入人心，成为了自由体制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。

　　但是，中国先秦的儒家，恰恰挑战了公私对立的绝对性，而强调公私连续的一面。即 个体的选择、个体在相对私密的家庭内的活动，对他人与公益会有影响，因此公就有了关 注私的合法理由。《论语·学而》篇里讲：“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”，就是讲对家人 的尊重，是关心他人的基础。孟子也讲，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（《孟子·梁 惠王上》）。这种观点，更在俗语中用“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”表达了出来。如果这种 想法成立，这就意味着，一个个体的行为，或者在比较私密的家里的行为，对公益会有影响。 这一影响，在新冠疫情下，被明显地展现出来。一个人可能染病以后的个体活动，是不是 戴口罩，等等，都可能对他人有重大影响。这会对隐私神圣的观点产生根本性的、理论上 的挑战，因为这一观点的基础在于个体选择与公益的割裂，并且只关注于公对私的威胁， 而不是私对公的威胁。因此，从儒家对公私连续的想法出发，结合我们对隐私的保护和尊 重的常识性承认，我们既不应该认为隐私是仅仅是个人的事情，神圣不可侵犯；我们也要 防止公权力、他人对隐私的不尊重和侵犯。我们需要做的，是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好的权衡。